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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天勇:时间不多了 严峻老龄化来临之前改革的紧迫性
发表时间 :2018/01/30 21:54:28     阅读 :

未来只有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,才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羁绊,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未来经济和社会较紧迫的形势就是少子化、经济主力人口收缩、老龄化。农村人口从年轻时期到老年,能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,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其窗口期,不能在农村中,或者青年时出来,老年时又回去,等到三十年以后他就不能城市化了。生育也有窗口期,二胎、三胎过几年很多人就生育不了了,而且下一代又减少了,生育资源又收缩了。现在还不放开生育,不鼓励生育,又会使人口收缩程度加大。

紧迫期是什么原因?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会产生劳动力不足、创新和创业人群收缩,养老金缺口、财政紧张、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很多问题。现在老龄化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,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以后,还说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那就没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了。我们还得积累对应付老龄化的财富;要提高居民富裕程度、生活水平,缩小收入差距;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消化不良债务;还要建设适应老龄人口社会的基础和设施体系,比如电梯等;国防实力也要在老龄化之前建设得更强一些。因而,严峻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的改革和发展,给我们留出来的时间不多了。

从历史的经验看,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四次下行,三次上行,第一次下行70年代末,后来1979年、1980年开始上行;第二次80年代中期往下行,90年代初又往上行;第三次90年代末,后半期往下行,2000年,特别2001又上行。这三个阶段看一下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。第一次是农村农民联产承包,允许计划外发展乡镇企业,东部广东等地高“三来一补”和出口创汇,传统的体制外增量因素推动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。第二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,1992年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,不抓傻子瓜子老板了,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合法化;再就是颁布了鼓励外资投资中国的三部法律,大量的外资进来,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,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。第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,是废除了19000条法律法规,整个制造业全面向外资放开,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建厂,中国用市场换技术提升了产业的技术水平。推动了21世纪初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上行。可以看出,每次经济增速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。前两次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,我们不会用经济政策,如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都没有用。只有第三次将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上行时,1998年朱镕基总理用了赤字,发行国债,上基建项目,稳住了增长速度。但是经济增速真正上行、,还是2001年加入WTO,外资大规模的进来以后加速的。所以,每次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,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,每次改革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推动力是下降的,每一次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。这是我们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启示。

还有一个启示,那是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,体制内内涵式改革和体制外扩张式改革之间互动的,1978年联产承包土地也没增加,劳动力也没增加,就是在集体经济之外,搞了个“联产承包”;在国内经济外,搞了个“三来一补”和出口创汇;再计划内的国有经济外,搞了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。传统体制是,计划经济壮大城镇国有企业,限制发展计划外的乡镇企业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,城市里的一些机器设备转移下去,星期日工程师下乡等等,农村乡镇工业额外发展了一块。新经济增长动力就是这么获得的。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上行看,也是先在体制外,国有经济外,大力发展了个体、私营和外资,在存量之外增加了很大一块发展的增量因素;而且放开制造业,在原来存量的基础上,欧美、日本、韩国的资本、技术、管理和市场渠道进入中国,加上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,形成了增量的生产能力。成为强劲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量性动能。

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关于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争论。80年代末,90年代初有一批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增长速度9%及9%以上太高,5%刚刚合适。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和结论。最近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不要赶超型速度了,不要GDP了,似乎感觉似曾相识。

紧迫性就是必须得有赶超型增长速度。老龄化之前是很紧迫,有劲儿的时候,壮年的时候要快跑,老年了就跑不动了。国民经济没有赶超型速度,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现在学术办许多学者较为乐观,有些学者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,有的说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。但是,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、经济主力人口收缩、老龄化速率、高收入国家门槛动态提高、金融可能面临的风险等因素看,不保持超过高收入动态门槛提高速率的经济增长,没有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状态,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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